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通过以来，世界各国均开展了一系列的减排措施，以应对由工业化带来的气候变化。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等控排主体，都需要依托于科学数据来明确减碳目标、度量减碳成效。碳核算即是一种测量工业活动向地球生物圈直接和间接排放二氧化碳及其当量气体的措施。可以看到，从核算对象来说，开展碳核算至少需要包含以下两点条件：一是划定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二是确定工业活动主体。温室气体是大气中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等。由于不同气体对温室效应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陕西如何进行碳核算发展，IPCC）提出了二氧化碳当量（CO2e）这一概念，陕西如何进行碳核算发展，以统一衡量这些气体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而基于全球变暖潜能值（GWP），可以看到不同气体相对于二氧化碳而言对温室效应的影响程度。 目前，陕西如何进行碳核算发展，碳排放量的核算主要有三种方式：排放因子法、质量平衡法、实测法。陕西如何进行碳核算发展

碳核算根据主体不同，分为基于组织、项目、产品或服务（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核算。鉴于“组织”是碳排放和碳减排的基本单元，在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市场机制中，充分借鉴了已有的组织层面的温室气体核算标准。一个组织的碳排放源通常分为三类：直接排放、能源间接排放和其他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包括锅炉等固定设备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车辆等移动源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以及工艺过程排放和逸散排放。能源间接排放是指消耗外购的电、热和蒸汽而隐含的排放。其他间接排放是指生产活动上、下游产生的相关排放。江苏国内碳核算服务厂商有哪些落实碳核算工作是贯彻落实”双碳“战略的重要前提！

    第三方服务商方面主要是提供碳中和科技和数据收集、分析、咨询、核查等服务。目前市场仍处在起步阶段，也有一些资本介入扶持有科技基础的初创企业，比如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申能碳资产、碳阻迹、环保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寰宇科技等。同时也有传统节能减排技术公司向碳中和不断渗透，比如中节能、北京燃气（研究院）。此外，还有科研高校等研究机构，比如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环境与科学工程学院、碳中和研究中心等。第三方碳排放核查机构按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机构及人员参考条件》的要求需要进行备案公示，比如有中环联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北京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等。

形容经济与环境关联性的“脱钩”在经济与交通运输关联性中等价于“解耦”或“再链接”，反之为“耦合”，Tapio在研究欧盟十五国交通运输二氧化碳排放量与GDP的关联性时，第1次提出另一种有别于OECD指标的 Tapio脱钩模型，将脱钩分为耦合、脱钩、负脱钩三大类，并按照经济与碳排放之间的弹性关系进一步细分：当经济与碳排放的弹性关系处于耦合时，若两者增值为正则为扩张性耦合，反之为隐性耦合；当经济与碳排放的弹性关系处于脱钩时，经济增长且碳排放减弱则为强脱钩，都增加为弱脱钩，反之为隐性脱钩；当经济与碳排放的弹性关系为负脱钩时，经济衰退而碳排放增加时为强负脱钩，两者都增加为扩张性负脱钩，反之为弱负脱钩。碳核算是指控排企业按照监测计划对碳排放相关参数实施数据收集、统计、记录。

    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气候目标，将驱动我国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政策变化、技术突破或限制、市场偏好和社会规范变化等转型因素，将使缺少前瞻性预判和相应战略调整的金融机构面临气候转型风险。金融机构无论从自身的气候风险防控和损失规避方面，还是从响应国家的碳中和政策目标来说，都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气候风险分析和管理机制，积极披露相关的环境信息，采取必要的风险缓释措施应对气候相关的风险。由于企业和资产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简称“碳核算”）是转型风险分析和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厘清企业和资产的碳核算方法和数据来源是金融业开展气候转型风险分析和披露的重要前提。目前，针对不同的适用对象或核算主体，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通用的碳核算方法、报告标准或指南框架。本文首先介绍了碳排放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然后就碳核算的两方面内容进行了梳理总结：一方面对当前世界上主要的碳核算标准、方法和常用的数据来源进行了概述；另一方面，对国内碳核算的发展现状与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内容进行了梳理。 根据我国的碳排放核算主流方法，企业层面需要计量和获取核心数据为企业的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相关参数。江苏碳核算定义

我国的企业碳核算工作结果要达到可比性强、准确性高、实用度高的水平，仍面临诸多挑战。陕西如何进行碳核算发展

    与国际碳排放交易体系（如欧盟和美国加州等交易体系）相比，中国6个试点比较大的不同在于对间接排放的取舍。碳核算中的间接排放存在重复计算问题。比如，发电厂燃煤产生的排放对电厂而言属于直接排放，但对用电单位而言属于间接排放。国际做法是在碳排放量化和配额分配环节中不考虑间接排放，以避免总量的重复计算。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发电企业并不具备马上转嫁碳成本的能力。中国要实现碳市场对电力控排的倒逼机制，就需要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考虑。在各试点碳核算的实践中，天津发现一家企业的生产工艺中需要用到电极（阳极）碳棒，这种碳棒有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定期更换。但此类排放不涉及能源消耗，且年排放量固定，不具有减排潜力。从技术层面考虑，应该纳入核算范围，但从减排角度考虑，核算的意义并不大。陕西如何进行碳核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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