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原籍江苏太仓，后移居苏州。约生于明弘治十一年左右（1498年）（注：也有人认为是1509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2年）。存世画迹有《赤壁图》、《玉洞仙源图》、《桃村草堂图》、《剑阁图》、《松溪论画图》等。

　　仇英是明代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明四家”、“吴门四家”，亦称“天门四杰”。沈、文、唐三家，不仅以画取胜，且佐以诗句题跋，就画格而言，唐，仇相接近，仇英在他的画上，一般只题名款。

　　他出身工匠，早年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从而业画。年轻时以善画结识了许多当代名家，为文征明、唐寅所器重，仇英的好友彭年记载:"十洲少既见赏于横翁(文征明)",又拜周臣门下学画，并曾在***鉴藏家项元汴、周六观家中见识了大量古代名作，临摹创作了大量精品。他的创作态度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每幅画都是严谨周密、刻划入微。

　　仇英擅长画人物、山水、花鸟、楼阁界画，尤长于临摹。他功力精湛，以临仿唐宋名家稿本为多，如《临宋人画册》和《临萧照高宗中兴瑞应图》，前册若与原作对照，几乎难辩真假。画法主要师承赵伯驹和南宋“院体”画，青绿山水和人物故事画，形象精确，工细雅秀，色彩鲜艳，含蓄蕴藉，色调淡雅清丽，融入了文人画所崇尚的主题和笔墨情趣。

　　仇英擅人物画，尤工仕女，重视对历史题材的刻画和描绘，吸收南宋马和之及元人技法，笔力刚健，特擅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豪金，综丹缕素，精丽绝逸，无愧古人，尤善于用粗细不同的笔法表现不同的对象，或圆转流畅，或顿挫劲利，既长设色，又善白描。人物造型准确，概括力强，形象秀美，线条流畅，有别于时流的板刻习气，直趋宋人室，对后来的尤求、禹之鼎以及清宫仕女画都有很大影响，成为时代仕女美的典范,后人评其工笔仕女，刻画细腻，神采飞动，精丽艳逸,为明代之杰出者。杰出作品有《竹林品古》、《汉宫春晓图》、《供职图》等。

　　仇英的山水画多学赵伯驹、刘松年，发展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的“院体画”传统，综合融会前代各家之长，即保持工整精艳的古典传统，又融入了文雅清新的趣味，形成工而不板、研而不甜的新典范，还有一种水墨画，从李唐风格变化而来，有时作界画楼阁，尤为细密。常作上林图，人物、鸟兽、山林、台观、旗辇、军容，皆忆写古贤名笔，斟酌而成，可渭绘事之绝境，艺林之胜事。[1]

　仇英人物画的主要技法形式为工笔重彩法，其渊源远绍唐宋，近受杜堇和唐寅的沾溉。仇英的人物画、历史故事画和仁女画，有浓重的古典主义倾向，但处在商业经济滋长和文人画兴盛的社会条件下，他的创作出现了走向通俗化和文化化的双向衍变，从而造成他作品中蕴含着多重美学品味。

　　仇英在山水画领域同样取得骄人的成就。他的山水画相当初师从周臣，取资南宋院体山水画风，形体坚实，笔墨劲健酣放，以水墨淡彩和小青绿为主。他的绘画多姿多彩，却未能形成一种鲜明的主体性风格范式，因此他的艺术对后世的影响，大不肖沈周、文征明。然而，仇英在不长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精美的作品，并在人物画、青绿山水画等领域，皆有超截止前贤、开拓新格的独诣之处，他的名字和画艺在绘画史上永耀光芒。后继仇英画法者，有沈硕、程环、尤求、沈完等。

　　仇英作品论气势之磅礴，故宫所藏之《秋江待渡图》是**，而此幅《莲溪渔隐图》，直可相与媲美。

　　田庄围墙前一万士携童徐行，纵目观赏四野景色。宅前渡头旁，大树环绕，绿荫浓密。树下泊舟，正侍主欲发。庄屋堂轩配置清明，一水之隔，在密林拥簇下尚见茅舍渔罟，近处作坡岸岩石，柳树相倚，迎风轻曳。

　　中景又见田亩，溪岸水畔，荷叶田田。岸间密林攒簇，村舍散落，小桥相通，行人往来，一片江南夏日情景。山头不作巨嶂陟崖，峰峦平起，云雾显晦，可谓深得董源潇湘图的精神。

　　图用绢地，岸及屋舍用赭墨分染，以草绿作树，近处榴叶间用石绿提醒。坡岸和远山，用石青石绿淡淡分起，山头小树，再以苦绿攒点，细细观赏，如对真景，有世外桃源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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